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墨子刻:知识分子一定要批评政府?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日期: 2008-12-18 10:29:23    作者:李宗陶     来源: 《南方周末》    

我们看人类历史,找不到一个大公无私的社会。人类社会当然应该进步,既得利益者当然需要监督,但不能要求政治来配合“社会良心”。我觉得应该欣赏马马虎虎,欣赏有缺点的进步。因为政府的进步本来就是这个样子,大象跳舞已经很了不起,就不要挑剔它的舞姿了吧

墨子刻 1933年生于德国柏林。哈佛大学博士,1970-1990年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任教,退休后转入美国胡佛研究所,任高级研究员至今。著有《清代官僚的内在组织》、《摆脱困境》、《A Cloud Across the Pacific》等
华东师大丽娃河畔,墨子刻先生不肯给摄影师一个摆拍的瞬间。他一刻不停地讲话,做手势。
“到一个地方,说许多甜言蜜语,这不算知识分子”,“大学就是辩论的场所”,“一个好老师是值得批评的人”。上下五千年,西方和中国,在他这里交汇。翻阅墨子刻的论学对象,从他的老师费正清,到汉学大师史华慈、狄百瑞,到杜维明、金耀基、李泽厚、金观涛、李强、高瑞泉、张灏……同来讲学的台湾“中研院”史语所所长王汎森感慨道:托马斯的个性啊……但随即赞叹:“他是一个有远见的思想家。”
墨子刻的汉语发音来自台湾的北京口音,翘舌音相当地道,他说“可不是嘛”、“去你的吧”、“非……不可”时,有一种特别的韵味,刚好配合他的顽童气。记者告诉他,他的学生黄克武(台湾“中研院”胡适纪念馆馆长)有一篇写他的长文,他说“这个坏人,不给我看”;谈到80年代台湾的咖啡,他说“那是全世界最了不起的——太可怕了”;谈到某个平常的晚辈,他说“我可以保证她得不了诺贝尔奖”。
他对朋友的热忱,溢于言表。从上海到北京到武汉到浙江到兰州,各大高校都有他的好朋友。他来大陆6次,跟“生活中最宝贵的人之一”、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桂生,跟上海学者萧功秦,常常一谈6小时。
他对儒家文化的热爱,溢于言表。岳父电话里对妻子的一句威严的教训:“钱不重要,我不要你们(姊妹)吵架!”让他感受到儒家的美。他忽然想不起妻子的名字用闽南话怎么讲,“哦,你瞧这个老头”,他使劲想了一会儿,忽然眉开眼笑:“阿昏(阿芬)。”
黄克武记得,1998年6月在北京明陵,墨子刻鼓动他上前劝诫一个光膀子的、跟同伴嘻嘻哈哈的西方游客:“对中国人来说,这是一个神圣的地方,类似西方的教堂,请将衣服穿上,以示尊重。”当然,他对儒学的批判也不留情面。
那一天,墨子刻留下不少生动感性的瞬间,譬如他说:“有两个人的脸我觉得很好看,一个罗斯福的,一个毛泽东的。我觉得一个男人应该有那样的脸。”也留下一些友善的归纳:“中国当代思想的特点是怀疑;中国的主要问题是人太多。”
失败的大提琴学徒
人物周刊:您父亲是胡塞尔的学生,在思想方面他对您有没有一些影响?
墨子刻:爸爸是个哲学家,早年研究现象学,他觉得可以开出一条新的路线。后来他接受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,羡慕社会主义。但我的祖父比较有钱,母亲也继承了遗产,所以他在生活上是依赖资产阶级的。嘿嘿。他的好朋友Ernst Bloch(德国哲学家)也是这样。40年代 Bloch在东德住了一段时间,生活上受不了,搬到西德去了。
50年代我在芝加哥大学读书时受爸爸影响比较多,对俄国历史和斯大林有兴趣。但俄国国内对斯大林的批评很多,我当时认为他们有偏见。我也看埃德加·斯诺的《红星照耀中国》,对毛泽东在中国的革命也有些了解。
爸爸早年有些蔑视我。他精通拉丁文、希腊文,当然英文、法文、德文都很好,他很渊博,但他的儿子连德文都没学会。我年轻时努力想让父母尊敬我,怎么实现呢?就学大提琴,每天训练3-4小时,可以马马虎虎在一个乐团里担任大提琴手。
人物周刊:您说自己在音乐上“没有大的天赋”,是什么意思?
墨子刻:那是我的老师斯塔克(美籍匈牙利大提琴家)说的。1955年左右,他在芝加哥交响乐团担任首席,那段时间当我的老师。一年之后,我们开始练习舒曼的Concerto,你听过吗?di-di-di-de-dada-di(哼旋律,做拉琴姿势),比较舒缓,过后突然会有一个急弦de-long,我怎么也做不好。最后斯塔克说,墨子刻,我已经教了你一年了,对不起不能再帮助你什么了。就把我开除了,呵呵。
人物周刊:您现在每天还拉琴么?
墨子刻:最近没有。平时,20%-30%的时间是花在音乐上的,我一点也不后悔。许多在人文方面有点成就的人,是因为他们做不成音乐家,转而成了科学家或者历史学家,这是很普遍的事。孔夫子很可怜,没有听过莫扎特。
我对唐君毅特别感兴趣
人物周刊:为什么选择儒学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?听说您学中文,是为了跟同学辩论。
墨子刻:不是一开始就认准儒学的。起因是我们有一个4人乐队,一个大提琴,一个中提琴,两个小提琴。乐队核心是一个美国犹太人,他在音乐方面的天赋大大超过我,他不同意我对共产主义的看法,我就想,一定要学会中文、看更多的资料去反驳他。当时史华慈也在学中文,他对佛教传入中国后发生的变化有兴趣。我后来去了哈佛,跟费正清学习中国历史。
人物周刊:您是费正清的第一代弟子吗?
墨子刻:Theodore White (白修德)他们更早,我应该算是第三代吧。费正清很了不起,他注意到中国的现代化,是影响我很大的老师。他最初要求我通过清代盐法制度研究官僚制度与社会的关系,他说,只要写成这样一本书(博士论文),你就可以留在哈佛当教授了。那是相当复杂的题目,需要花很大力气。余英时说过,即使是一个中国人读那些盐法制,也有许多不认识的字。我当时的中文只有三年的基础,所以看得非常吃力。常常头一天睡不好觉,第二天就没有力气去看那些浩瀚的资料。
在这个过程中,我发现在《大清会典》、《大清律例》之外,有一个不被人注意的《处分则例》,是与盐法有关的对官员的监督,就以这个题目做了博士论文——我认为清代的官僚组织,不完全是腐败的、无能的,它有改革的动力,源头是部分官员战战兢兢,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精神。
我的导师笑着说,这个墨子刻可爱得不行。题目太窄了,他没法说服同事留我在哈佛教书,所以我就去了加州大学圣的亚哥分校。做制度史需要许多零碎的资料,包括日本的期刊,那里的图书馆比不上哈佛的燕京社,所以我没有办法继续,于是转向思想史。
人物周刊:正想听听您对日本汉学的评价。
墨子刻 :在制度史方面,日本人太厉害了!日本热爱中国的唐代,因为它的文化主要从唐代来。在唐代研究方面,日本人有权威性,有一些了不起的著作。日本汉学的强项是善于找到材料,合纵联横,给人以新的了解。他们对宋代的土地制度讲得非常好,对明代的商业和徽商有突破性的研究。
人物周刊:前天讲座您提到,哈佛聘请杜维明是因为他学问好,而不是觉得新儒家有多重要;在西方学术界看来,儒学在哲学上没有什么价值。真是这样吗?
墨子刻:我原来也有这个看法,认为西方哲学当然是更先进的,但60年代的台湾之行,让我对中国儒家文化有了新的感觉。1966-1967年,我在台北斯坦福中心继续学汉语。当时台湾经济很糟糕,人人都很穷,我每个月1000台币就够生活了,但那些老师的风度、人格那么美,真是了不起。他们不是什么学者,只是一些有北京口音的读书人,专门教外国人,一对一授课,每天5小时。教我的那位叫刘燕隆,后来成了好朋友。记得他教我的第一个词是:累,你累不累?
那时候杜维明在哈佛积极推介新儒家的思想,但许多人是避谈的。我在台湾认识了殷海光,读了他的《中国文化的展望》,觉得儒学不是一个过时的东西,它跟西方哲学一样,也是在讨论政治生活应该怎样,人类到底是什么,针对的也是普遍性的问题。
西方自由主义认为,社会的典范(paradigm)是市场,而儒家思想中的典范是学校。在学校里,可以有先知先觉,充当社会的基础;但在市场里,不存在先知。人类社会应该用什么典范,自由应该偏向哪一种,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,到今天仍有辩论的余地。
人物周刊:新儒家的开山人物是熊十力,他的三大弟子牟宗三、唐君毅、徐复观也都享有盛名,为什么您对唐君毅情有独钟?
墨子刻:我研究新儒家,特别感兴趣的是他们对西方的批评。熊十力在这方面没有太多的意见,所以我不爱看。徐复观、牟宗三我都看了不少,他们都对西方哲学提出了挑战,牟宗三主要针对康德,他认为自己可以建立完美的现象学理论。
我特别对唐君毅感兴趣,特别爱看他的书,可以一遍一遍地读,譬如《中国哲学原论》的一部分,《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》的最后一段,还有我最爱的《哲学概论》。我喜欢他的基本态度,他认为哲学最后是存在、认识、价值;价值是道德和政治方面的实践。他推翻西方人的“认识论大革命”,他的理由我还没有完全研究好,内容太丰富,我需要一个一个好好思考。
西方的“认识论大革命”,扼要地说,就是从乐观主义的认识论到悲观主义的认识论。为什么悲观?因为人开始发现,知识的范围有限。知识是什么?是配合真理的观念。笛卡尔说:如果你的观念不够精确,不算知识。这样一来,这个世界上许多重要的事情,譬如“我爱我的太太”就在知识之外。康德说:在所有的现象后面,有一个thing in itself,是叫“自身物”吗?
人物周刊:大陆译为“物自身”。
墨子刻:关于这个“物自身”,关于宇宙的理体,我们没有知识。然后黑格尔和赫德又说:关于现实,我们不一定有知识。因为人类生活的现象、历史的现象需要诠释,于是变成故事,变成借助语言和文化传播的东西,不一定能把握历史的真相;叔本华又进一步强调人的自我和利己主义在诠释时的影响。所以,西方悲观主义认识论是基于对人性中自我和利己的认识,它劝导人们:不要太相信自己的信仰,因为它往往代表个人的利害关系。
“认识论大革命”中对知识的悲观态度,我是同意的,唐君毅太乐观了。
王汎森很犀利,他的《系谱》你非看不可。但他展现的20世纪中国思想的光谱忽略了新儒家,认为不那么重要。徐复观、牟宗三、唐君毅活着的时候,中央研究院比较忽视他们,认为他们没有资格当院士,这多半来自胡适、傅斯年的偏见。但他们过世后,“中研院”非要为他们建一个研究所不可。现在的文化哲学研究所最大的作用就是研究新儒家的思想。
人物周刊:您的新著A Cloud Across the Pacific,这个cloud怎么译?
墨子刻:意思是说,西方,尤其是美国,跟中国之间有一个相互沟通的障碍,我要把这个障碍挖出来。这里的cloud不是“乌云”,我想用“风云”。
我一方面同意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些批评,另一方面,如果把中国第一流的学者譬如钱穆、唐君毅,包括冯友兰等等,跟西方第一流的比一比,我觉得你们太看不起你们自己的学者了。像钱穆,他了解的东西那么多,他的分析能力那么强,他的人文精神那么深厚,那种开放的态度与智慧,我想不出外国哪个历史学家可以比肩。还有徐复观,他的《论〈史记〉》非常感动我。
政府果真那么不堪?
人物周刊 :1968年您回以色列教了一年书,对当地犹太人有没有一些观察?您有没有比较过犹太民族和中华民族的特点?
墨子刻:以色列人跟中国人一样,也是不一致的。譬如许多人不相信有上帝,但人人相信上帝把以色列给了犹太人。以色列原来以欧洲犹太人为主,但1948年建国时,大约有80万从埃及和阿拉伯国家投奔去的、祖先在非洲或中东的犹太人,他们不那么有国际性,现在成为以色列占主导的力量。他们带给以色列一些冲动、侵略的因子,譬如对西海岸的战争。
我是犹太人,我同情他们的一些做法,也支持他们拥有原子弹(以色列是阿拉伯地区惟一拥有原子弹的国家),但以色列把西海岸作为殖民地,引起阿拉伯人很大的反感,并由此越来越恨美国。美国百分百支持以色列,后者在参众两院影响都很大,我的一些以色列朋友都同意我的看法,阿拉伯人的仇恨将带给以色列和美国莫大的危险。
翻一翻世界历史,犹太人有不错的记录。但不要忘了,欧洲那些了不起的建筑、音乐,不全是犹太人创造的。譬如音乐,除了马勒和门德尔松,大多不是犹太人。所以犹太人不应该太骄傲,认为“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”,包括我也不自觉地有这种优越感,这是有问题的。
犹太人当然有一些很可爱的地方。但在美国,现在最聪明的学生常常是东方人、中国人,犹太人不再是第一名。人文方面的研究犹太人大概是要巧妙一些(这可能是个偏见),但自然学科你们越来越强。
在香港一所大学有人问我,你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读书的意见。我说去你的吧,你们(中国人)已经太厉害了,我哪里有资格告诉你怎么做。
人物周刊:中国知识分子对政治的态度,您好像不以为然。
墨子刻:跟我在台湾的一些经验有关。1982年,我有个机会去台湾乡下,坐火车,坐巴士,赶到一个小村子,看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。我觉得他们的家具、平时吃的菜比我在美国好100倍,他们看上去也很愉快和睦。回到台北,遇到台湾师范大学的林安梧教授,他说他也是农家的孩子,父母很穷。我说好极了,你能不能带我去看这边“很穷的人”,他说,“现在不必看了,没有以前穷”。平时都是批评政府的人,呵呵。
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经验。1977年,我去台北“中研院”开会,有关经济史。当时美国想跟北京发生关系,打算放弃台湾,所以台湾很着急,新闻署就要带些外国人去拜访台湾的领导人,当时“总统”是严家淦,蒋经国的前任。我们那个群体里有费正翰,耶鲁大学很出名的经济学家,还有刘广京,了不起的历史学家,当时在哈佛大学。组织者把这些黄皮肤的朋友安排在后排,白皮肤的在前面,可能是想安抚台湾人的危机心理:你看这么多外国人来拜访“总统”。回到美国后,我觉得这件事有点可笑,就讲给张灏听。他很生气,说,“你知道吗?就因为这个,我恨国民党。”我就想,如果国民党最大的罪是这个,那它不至于太坏。呵呵,我是渐渐对台湾的民生、知识分子,对政治活动的看法有了一些了解,然后存疑:政府果然那么不堪吗?知识分子是不是普遍具有一种源于儒家乌托邦主义的浪漫?
人物周刊:您一方面同情张载的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” 的理想,另一方面又好像不太赞同“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”。为什么?
墨子刻:我看到大陆一些自由主义学者在书中这样写: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,北大也有许多人有这样的看法。好朋友李强有本书叫《自由主义》,我写过评论,在赞美他犀利的同时,也批评他把西方的自由主义理想化了。他当时说,我要写文章反驳你,六七个月后,他说我没法反驳你。现在中国有一些知识分子,像李强、萧功秦等等,已经认识到不是越自由、越民主就越好,没有那么简单——他们这种智慧,西方的学者很少有。西方学者通常认为没有什么比人权更重要的了。
自由是一个理想,但怎样走到自由?80年代,台大、“中研院”许多人认为国民党不值得存在,因为政府没有推进民主化。当时我就小有抗议,认为他们没有客观地看政府的坏处与好处。中国知识分子对政府的批评实际上带有儒家传统的色彩,徐复观就说过,知识分子谈论政治,一定应该是批评,而不是赞美。我不同意。因为政府一定会说自己的好话,而知识分子说不好听的话,谁来帮助老百姓平衡,对政府作出合理的评估?
一定应该是谈得失,用《大学》的说法,就是“好而知其恶,恶而知其美”。但中国知识分子多半放弃这个原则,不客气地说,台湾的也好,大陆的也好,他们是一丘之貉。
人物周刊:您对大陆新左派也提出过批评,说他们是不负责任的理想主义。
墨子刻:新左派喜欢谈后学、后现代化,但本质上是理性主义者。新左的学术我认为比较笼统,不能用逻辑去收拾、分析无关的资料,也没有很好地推演,规模很大的理论都没有广义的经验主义的基础——新左派多是“诗人”。
新黑格尔主义认为,没有纯粹的理性,人类不能超越依赖于文化的理性,一定有文化的预设在里面,也就是说,理性是一种跟你的文化背景混杂在一起的反省能力。
我们要建构合理的政治哲学,就要了解已有的学说,挖出它后面的预设,然后作出评估。依我看,中国20世纪思潮背后有4个最重要的预设——要建设一个没有太强自我的大同世界;乐观主义的认识论,包括理性主义在内;世界有一个潮流,在支持有社会良心的人;人一方面有自私、糊涂的趋向,会给世界带来许多灾难,另一方面又能够创造一个大公无私的世界。
我觉得这4个预设也影响到中国的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思想。在中国,无论新左还是自由主义,都认为政府可以根治道德,可以完全没有腐败,用张灏的话说,没有幽暗意识。孔子说,“乡愿,德之贼也。”这仍然影响着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。但在美国,我们认为,不是乡愿就没有资格做政治家。台湾大学的黄光国批评说,台湾没有民主,只有民粹,说现行民主是金钱选举——美国民主可不就是金钱选举?还说民主就是一些白痴站起来说话,既得利益者们跑来跑去——既得利益者难道能被革掉吗?
中国知识分子也应该挖出西方思想背后的预设,譬如幽暗意识就是西方自由主义的预设之一。挖出来之后,可以与中国思想的预设进行比较、讨论,然后思考是否值得接轨。
我们看人类历史,找不到一个大公无私的社会。人类社会当然应该进步,既得利益者当然需要监督,但不能要求政治来配合“社会良心”。我觉得应该欣赏马马虎虎,欣赏有缺点的进步。因为政府的进步本来就是这个样子,大象跳舞已经很了不起,就不要挑剔它的舞姿了吧。
中国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贡献当然不容抹杀,前者挖出了全球化下的不公平,社会出现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;后者为人权抗议,只是我觉得抗议应该更合理一点。象牙塔和大力士的城堡之间的紧张始终存在,圣人与小人的道德水准其实相差并不远,只是城堡里小人要处理的具体问题是“观念人”无法想象的。

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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