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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行音乐,民族性的回归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日期: 2008-12-2 9:27:55    作者:王小峰     来源: 三联生活周刊    
当“中国风”被一次次强调的时候,它不过是针对更年轻一代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陌生,拿传统当味精的一种调情而已,“中国风”反倒显示了后殖民时代的尴尬。


“中国风”这个词最近很流行。最初它出现是在1993年内地歌手去香港拼盘演出时起的名字,现在用于很多流行歌曲中运用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定义。比如一个歌手的歌词、音乐或者歌名里出现民乐或历史上的某一个符号化的东西,就被叫做“中国风”。比如有人写了一首歌叫《曹操》,它就叫“中国风”。从一般理解上讲,人们在命名某一种现象时,是缺乏精确性的。一个中国歌手强调自己的音乐中有“中国风”,和一个中国人强调自己说汉语一样令人怀疑其动机是什么。


“中国风”也好,“中国元素”也好,被中国人说出来就显得很别扭。可是如果看看流行音乐领域这些年的趋势潮流,大概也能理解“中国风”的频繁使用是为什么了。华语流行音乐从近10年开始,大量借鉴西方音乐,它已经和西方几乎同步了。而周杰伦的出现,给内地流行音乐的西化提供了商业层面上的论证,年轻一代的创作者们大都是受西方流行音乐影响成长起来的,他们有理由相信通过盗版、打口或者网络下载听到的音乐是最好的流行音乐,这种对西方音乐的审美已经变得根深蒂固,让更年轻的一代陌生了传统。周杰伦这种标志性人物游离于中西之间,他的目的并非是想将两种文化融合在一起,而是变成讨巧的方式迎合多数人接受的可能性,来寻找一种市场上的平衡。当“中国风”被一次次强调的时候,它不过是针对更年轻一代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陌生,拿传统当味精的一种调情而已,“中国风”反倒显示了后殖民时代的尴尬。如果麦当娜在她的唱片里面用一段青海的“花儿”,那才叫“中国风”的正确用法。


事实上,内地流行音乐并没有切断传统与现代的关系,只是商业结果可以判断一切的思路会让人产生一种幻觉,这种幻觉也让人忽视了流行音乐民族性的存在。这些年真正流行的音乐都具有民族特色的,比如刀郎、女子十二乐坊以及布仁巴雅尔。摇滚乐也没有因为摇滚是一种西方音乐而失去其中国特色,在众多纯西方式摇滚的喧嚣中,仍然有人尝试进行民族音乐与西方音乐的结合。崔健从一开始便在二者之间寻找一种沟通,因为当时的条件无法让崔健获得太多西方摇滚乐的信息,这让他有更多空间去运用本土音乐演绎摇滚乐。窦唯也是个很好的例子,他的《黑梦》是纯西方式的,《艳阳天》开始向中国式的音乐过渡,到了《山河水》已经变得很中国化了。到后来,他出版的一系列唱片都带着民乐的底子;“唐朝”乐队的民族化更多停留在文本层面,他们的音乐是非常西化的;何勇的《钟鼓楼》是一首很地道的北京风味的流行歌曲;到了“子曰”、“二手玫瑰”,这种中国化摇滚手法已经运用得很成熟。


一个令人关注的现象是,近几年地下音乐开始向传统回归。一直以来,地下音乐是指游离于大众和商业视线之外的一种音乐形态,他们喜欢实验或者追逐更新的音乐潮流,大都停留在模仿阶段,以一种自生自灭的状态存在。但是他们营造的氛围恰恰是明天的主流趋势。现在,他们都在尝试着把流行音乐与传统结合在一起,很多乐队已经给自己勾画出一个轮廓。在这股回归传统的暗流中是否能沉得住气,全凭自己的本事。这些乐队包括京味儿风格的“佛念”、将先锋音乐和民乐以及舞台艺术结合在一起的“什么(What)”、蒙古呼麦风格的“皮火”、民乐与摇滚结合的“南无”、把曲艺与摇滚结合在一起的“南城二哥”,还有这一群体中的佼佼者“痴人”……


郝云:要用自己的母语去歌唱,这是我真正看重的


相比之下,郝云正如他的名字一样沾上了一点好运,他能跟一家主流唱片公司签约,并且顺利地出版唱片。他今年出版了一张专辑《北京》,这是一张用平民化视角描述北京这座城市的民谣唱片。郝云出生在河南中原油田,家庭关系让他从小就往来于北京与河南之间,小时候对北京的碎片式记忆让他最终定居在北京后,比更多的北京人对这座城市有感觉。

“当我十六七岁的时候,周围好多朋友痴迷于Nirvana到近乎疯狂的地步,我才刚知道他们,而且一打听才知道都死了三四年了。到现在也是,很多朋友一说起外国的一些知名乐队都如数家珍,我对他们几乎都不怎么了解,可能听他们的音乐才知道他们是谁。我不是特爱扎堆的人,很多年前,我的理想还是想做一个吉他手,但是那会儿我并不确定我喜欢什么样的音乐。大家练吉他都从重金属开始,那我也不例外,当全世界流行朋克的时候,也跟过风。”郝云说。

但是郝云知道那不是自己想要的东西。他组乐队的时候,想法总是跟其他人合不来,这促使他离开乐队,做幕后工作,幕后工作让他慢慢找到自己该要什么。他试图去把自己这10多年的北京生活记录下来,“因为这些都是离我最近的一些事情,这10多年来,对于我来讲,无论是生活上还是音乐上都是不可复制的。我小时候生活在丰台区沙沟,对胡同的印象就是挺乱挺脏的,所以在这么多年的生活,我能有一个比较。虽然生活在胡同的人会对那里有些怀旧的留恋,但是打心眼儿里还是想住进大城市那种氛围的生活。对于北京,我喜欢这种感觉,感受到学不完的东西,北京让我有一种摸不着边的感觉”。


民族音乐对郝云并没有太深刻的影响,他回忆说:“因为当时在中原油田歌舞团,所有每天都能多少听一点民乐,虽然家里没有人干这行,但是各种民族乐器家里面都有。小时候妈妈出差的时候都会带回来一些这样民族的乐器,但是我想这对我影响并不大。现在来看,我的风格也不是命题作文那样形成的,而是一点点熏陶成这样的,直到我的作品完成之后再回头去看,才发现带有某种标签式的特点。可能有点巧合的因素在里面,里面的每首歌都可以当成我生活经历的写照,比如我的歌词里写到‘再没见过搬家的蚂蚁,它们曾经生生不息。大门前柳树上的天牛,消失在上个世纪’,你去问现在的小孩,他们好多就不知道天牛是什么东西。”

郝云这么多年明白了一点,就是用什么标准来看自己,“现在各方面崇洋媚外的感觉已经越来越淡了,当然也可能是因为中国人越来越牛了。在我学琴的时候,真的就觉得那些国外的大师是无法超越的,后来我在想,因为我们总拿别人的标准去要求自己,所以才会有这种感觉。叫那些老外来拉二胡什么的,他们也没戏。也许是性格原因,我不大喜欢中国人唱歌满嘴跑英文,要用自己的母语去歌唱,这是我真正看重的。我不否认那种会很多种语言唱歌的人,但是举个例子,大山的汉语说得应该是很地道了,但是他用汉语唱歌你仍然还是能听到很别扭的地方,唱得再好你还是会把他当老外看。我也喜欢过很多种音乐,一开始跟着别人一起学重金属,到后来别人仍然在坚持的时候,我可能又开始做布鲁斯,后来练着练着我又开始喜欢澳大利亚风琴类的音乐,然后这些因素可能都默默影响着我。具体来,我也无法说清为什么我的作品会带有很北京很中国的东西,因为可能很多民族乐器我就觉得放在这里合适,然后风格很统一很流畅地把这张专辑做出来,并且觉得这就是我的东西,它能够代表我”。


“南城二哥”:我就想做一个真正的艺人,真正卖艺的人


“南城二哥”这个听起来比较土气的名字是这些同类乐队中比较显眼的一个,他们把民间曲艺中的说学逗唱和摇滚乐结合在了一起,并且,乐队的主唱“二哥”也是经过一番策划和论证才创立了独具特色的“南城二哥”。


二哥年近不惑,比起更生猛的年轻人,他知道自己该做什么。他年轻的时候也组过乐队,毕业后到唱片公司做制作助理,后来当了制作人,每天都接触到各种各样的音乐,也按照别人的要求做不同样式的音乐。当他想到自己该做什么的时候,他决定搞一个类似天桥地摊的那种组合,简言之就是“在摇滚舞台上像郭德纲那样说相声”。

“有人给我们下了种种定义,总之都离不开‘曲艺’这两个字。‘子曰’、‘二手玫瑰’可能是植根于乐队,或者说摇滚乐的成分重,我们可能曲艺的方式更重。表现是两个方面,第一是音乐上曲艺的成分;第二是演出模式上,说学逗唱是原来老曲艺的真正演出方式。‘南城二哥’就是要走他们原来那种老的方式。”主唱二哥在解释他们的流派时尽量弱化摇滚的一面,他的想法是“民间、民族、传统、传承、创新”。


和所有从事音乐的人一样,二哥走的路跟别人没什么差别,在酒吧里驻唱、到南方走穴,组建西方摇滚乐式的原创乐队。“当时的乐队我都没有把它进展到拿出来演出的程度。”二哥说,“这种方式拿出来到底合适不合适?”在组过几个乐队后,二哥干脆放弃了。


二哥在组建“南城二哥”之前,一直从事录音制作,这段“远离”音乐的经历让他明白了很多。“商业音乐之于我,变成跟自己没关系那个感觉了。录音制作,其实就是一个技术工种,并不是艺术工种。在那个阶段,很多音乐风格在我脑子里就跟我没关系了,我可以以一个非常公允的态度去衡量或者选择它们。我是天津人,天津的曲艺土壤比北京要盛,其实咱们现在流行音乐忘了一个曾经很流行过的东西,就是曲艺。我那会儿没有任何目的性,就开始把一些东西拾起来重新听,但是这次听肯定就跟小时候听不一样。小时候是下意识的那种,现在就是有意地去听去分析,我越听就越不能自拔。后来干脆成为一种业余爱好了,就经常去陶然亭公园找老师傅学快板,很多朋友开玩笑说我老了。后来有一个朋友约我写电视剧插曲,我当时就写了一首歌叫《脸蛋儿》,他们觉得过于晦涩,没用。我经常听,觉得这歌其实挺地道的啊。我就想,自己确实变了,审美也变了。后来我就想怎么去表现它,因为我做制作做了很长时间,唱片肯定不是最佳方式,我了解到的唱片行业是基本上死了。如果互动的话,那么肯定是要现场演出,然后就一直在完善这种想法。去年10月份,我决定弄一个演出团体。”在进行一番分析论证之后,“南城二哥”出现了。


“我就想做一个真正的艺人,真正卖艺的人。就是说,我有这本事,我在这演了,你下回还想来。真正想做的就是用曲艺方式去恢复符合中国的这种演出。我觉得摇滚乐不大符合中国整个市场的欣赏品位,因为你不能光考虑头脑特别前卫的人。纯正的摇滚乐我在十几年前也做过,形式上思想上很激进,始终没摸到一个自己感觉到得心应手,或者反馈者也感觉到特别舒服的方式。‘南城二哥’希望最后把它磨成一个非常符合咱们消费习惯的乐队。”


第一次演出让“南城二哥”信心增强了不少,二哥说:“第一次演出对我自己也是个挑战,到台上以后我感觉没有那么得心应手,但是远远比原来的任何一个演出感觉到自如。我自己的真实感受就是,面对任何人我都感觉我是王者。我也是一直在找这个。所以说,放弃西方的音乐风格肯定是一个必然。”至少在“南城二哥”出来前,中国还没有这种形式的乐队,观众到底能不能接受,还是个问题。“在酒吧里,可能有些年轻人会不喜欢,但我觉得有些人会喜欢,毕竟可懂度很高。前几首歌大家伙儿有点摸不着头脑,包括上来说段子,底下就是一片茫然。但是我通过观察能感觉到,他们很期待了解这支乐队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演到一半后,观众逐渐进入状态了,到后来就满堂彩了。第一次演完,我很有信心,觉得自己的想法得到了验证。我研究了很长一段时间天桥,我是在给自己求证一个什么?就是求证演出能取代唱片。中国演出最火的时候,一种是贵族的演出——堂会,以京剧为首,出来很多角儿。还有就是平民消费的演出模式——天桥。平民消费的一些范畴是什么,这些演员是怎么演的,他上来都是这样,都是把自己能用的先都用上。它是一个有机的演出方式,结合了很多形式。演唱,肯定是最终要从兜里掏出来的那个大力丸,那么前头就是一堆噱头。所以说,唱还是我们的本职工作。”

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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